“陌生人经济”向我们走来
“陌生人经济”向我们走来
来源：时代财富杂志www.cenfortuna.net
文/本刊特约观察员 秋梧
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人员流动逐渐自由和活跃的30年，是诸多乡村走向城镇化和中国走向世界的30年，是中国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的30年，也是中国经济被激活的30年。
30年里，许多人开始习惯在一个陌生的社会环境中生活，中国企业开始学会在那些陌生的国度中打拼，中国也开始学会依照我们并不熟悉的国际规则和许多我们并不熟识的国家和人们打交道、谈生意。在此期间，中国人变得开放了，中国企业变得从容了，中国变得自信了。
正是在这一划时代的变革中，国家、企业、个人都迅速地适应了这些变化并且抓住了这些变化形成的市场和商机，积累了财富。现在，中国的产业规模，动辄以万亿衡量；中国的企业产值，动辄以数亿、数十亿、上百亿乃至上千亿来计算；中国的富豪榜，不经意间已经形成了几十、上百亿的”财富秀”。而在改革开放之初，1万亿的GDP对中国来说是个”大关”，产值到了百万、千万就是一个省甚至国家鼎鼎有名的大企业，万元户是许多人孜孜以求的目标。
毫无疑问，中国的社会转型远未完成。30年改革的成功，在于中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陌生人经济体”，而未来改革的成功，取决于这一经济体的更加丰满和壮大。在这一进程中，因为陌生而产生的需求中，哪些孕育着巨大的市场，哪些还未被满足或者未被发现？对投资者而言，这显然就是机会。
本刊调集人力，深度分析了中国社会”陌生人经济”的特征以及其对中国市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经过调查列举了相当长时间内在中国极具潜力的九大投资领域。为了帮助投资者关注这些投资领域组成的”万亿方阵”，我们从其中选取了一些投资规模小、门槛低同时市场刚起步的行业进行深入报道，以期抛砖引玉并对读者有所启发。
”陌生”催生”中国富
改革开放前，国家的经济基础薄弱，人们的生活水平不高。因此，改革开放是和国家变得更为富强、人们变得更为富裕的追求紧密联系在一块的。一言之，改革开放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富”。
不过，对个体而言，”中国富”意味着什么？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中国富”有没有什么更深的意味呢？
改革一代的改革记忆
张玉生（化名）1976年出生在北方农村，他告诉记者自己还模糊记得故乡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后的情形。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前，他们全家吃着生产队里的大食堂，张玉生几乎每天都要跟着父母到田里拿工分，他穿的衣服是外婆用手摇纺纱机放出来的布做的，他们家住的新房子是左邻右舍一起帮着盖起来的。
在他的记忆里，除了过春节和元宵节的时候家里买鞭炮、灯火或者亲戚塞给他压岁钱，他很少看到钱，也根本不知道钱是什么样子。
即使刚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张玉生也没有感受到有什么根本的变化，唯一的感觉是”每家都好像有了用不完的粮食，今天看到王家用二斤小麦换二斤豆腐，明天看到刘家用一斤小麦换一斤馒头，我父亲则是每隔两天都要用小麦到村供销社去换一斤酒喝。”当然，张玉生的村里还有了菜园子，那个菜园子是张玉生的叔叔开的，非常红火，”一开始大家也都是拿粮食换”。
不过，很快，人民币的用场多了起来。人们一方面可以通过在纳完公粮的基础上向粮所多交些额外的粮食获得一些现钞，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把自己家养的猪拉到市场上卖获得一些现钞。于是，张玉生开始看到人们到供销社或者在流动的货摊上买东西的时候，”钱和粮食出现的频率逐渐变得一样。
张玉生后来读了书，对自己生活着的村庄的观察少了起来。在2001年大学毕业回家长住期间，他发现，”村里完全变了样”。只要有交易，就会出现钱。人们很少拿着粮食换东西，而是先把粮食换成钱，再用钱买其它东西。而且，他觉得，”大家的收入增加了许多。”因为，光靠粮食换来的钱，他相信没有谁家能够盖起砖瓦房甚至小洋楼，更没谁家能买得起摩托车、拖拉机、机动三轮车甚至大货车。问问父母，他才知道，乡亲们不是全家总动员出去打工，就是做起了各种各样的生意，贩卖粮食、卖菜、卖水果、打制家具、开小卖部、开维修铺、开理发店，等等。
现在，张玉生把父母接到了北京住，让他感叹的是，市场经济在老人家身上打下的烙印远远超乎想象。他的父母亲完全不顾其公职身份，来到北京不到一个月就摆起了流动的水果摊，说要”自给自足”。
出生在济南的彭伟然（化名）和张玉生同龄，他印象深刻的是一拨又一拨的改革风暴，越来越重的金钱气氛。小时候他刚认识布票、粮票、肉票不久，就全部商品化了；接着，喇叭裤和流行音乐强势袭来；接着，”十亿农民九亿商”的歌声和口号响彻全中国；接着，是大学开始收费；再接着，是房屋商品化和下岗风潮，农民进城成为一个全社会关注的现象；然后，是大学生就业全面市场化。”我的记忆里仿佛都是人民币的影子，上大学我赶上第一批收费，大学毕业分配时又是第一批双向选择，不久后父母亲一起下岗，结婚时又没赶上最后一批福利分房，孩子出生后花的每一分钱差不多都是`我和老婆挣的，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子弟幼儿园、子弟小学的好处一点都沾不上。”说起来这些，彭伟然有点无奈。
而1983年出生于北京显赫门庭的魏娜（化名），则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她只知道自己家的条件变得越来越好，房子住得越来越大不说，小区条件也越来越好，现在一家三口人人手一辆进口小轿车。
交易折射改革历程
张玉生、彭伟然、魏娜对改革开放中国的认识和记忆不同，一方面和生长的环境、背景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和改革对自身影响的大小也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所以，张玉生最先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农村所受到的冲击和洗礼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的改革在城乡二元化分割的语境中更多影响到了城市的平民家庭，所以彭伟然对中国改革后来的发展了如指掌。但对魏娜而言，年龄和家境，改革不过是生活变得更优越的代名词这样的结论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不过，从这三个人的经历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改革的演变脉络：人们的生活水平整体得到提升，但是，个人的生存状态却越来越少有单位化的色彩而主要依赖个人的努力。这期间，各种可流动资源在社会的配置从计划分配过渡到实物交易，然后再过渡到金钱交易。人们之间的关系也随着资源分配方式的变化而变化。
在一切都受计划分配控制的生活环境中，因为一切都可以预期同时也因为带有交易性质的交换受到限制。因此，交换仅仅限于一个熟悉的环境，基于同情、亲情、乡情、友情和同事情才发生，基本上不要求有什么回报，或者回报也更多时感情上的–当有一天帮助者碰到被帮助者面临的相思情形时，后者能够像今天前者帮助其一样帮助前者。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张玉生说”衣服是外婆用手摇纺纱机放出来的布做的”，”住的新房子是左邻右舍一起帮着盖起来”；也不难为何有关计划经济的电视剧中剧中人搬家时常常是一干单位同事伸出援手。但这在今天已经难以想象。说到新衣服，现在大家很快联想到的是它是什么牌子的，在哪个商店、专卖店或者市场买的；说到新房子，大家很快想到的是工钱、材料费花儿多少钱，装修是精装修还是简装修，家具是实木的还是板式的；说到搬家，大家会想到找的哪家搬家公司，拉了几车。等等。
有意思的是，我们不得不再次强调，由于缺少货币积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并不是从计划经济一下子过渡到了市场经济，也不是从没有交易过渡到了货币主宰的交易。相反，如同双轨制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中间状态一样，实物交易一定程度上成为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易的前奏。张玉生说，农村粮食、蔬菜和面试制成品是互换的；但是，在计划经济年代就参加工作的朋友也经常提起，改革开放之初，粮票、油票、肉票和其他一切计划之列的物品凭据也统统是可以互换的。在改革开放的现实中，中国经历了交易从无到有，从物物交换到货币融通的发展。
”中国富”的”陌生”符号
从计划分配到交易是改革开放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但是，什么促成了交易的频繁发生呢？
上个世纪40年代，西方思想家波普尔发表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引起轰动，随后他和另一位思想家哈耶克，共同将”开放社会”的外延及其内涵系统理论化。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的近现代化，是一个从小社会到大社会，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或者说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变迁的过程。
留意者会发现，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是和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社会流动的规模越大，流动的环境越宽松，流动的速度越快，社会的经济增长也就愈加迅速。这恰好验证了波普尔和哈耶克的理论。
究其原因，是由于在一个完全熟悉的社会环境中，首先是碍于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很多物品和事项无法进行交易；其次，即使有一定数量的交易，交易规模也极为有限，至少人们住的是自己的房子，如果在农村，吃的还是自己的粮食，有时候甚至还包括蔬菜和衣服；不但如此，通过走路这些人就可以到达自己的目的地，例如到亲友家串门、到田里种地或者到街头摆摊，等等。
但是，当一个人离开其熟悉的社会环境，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也就是陌生人社会的时候，则情形完全发生了改变，吃、住、行几乎全都需要交易才能来完成。如果这个人在旅行，睡的是无论是宾馆还是旅馆，交通工具无论是飞机、轮船还是火车、汽车，吃得无论是地摊还是高级酒楼，基本上没有不花钱的环节。而如果这个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下定居下来，行的费用可能降低，但是住、吃、穿包括享受的花费无论如何却都是不可或缺的，他将依赖于细化的社会分工来生存，要租房子和买房子，要去市场或商场购置衣服、买菜、卖粮食，要娱乐，要休闲，等等。
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小事，不但增加了政府的税收，吸引了大量人员的就业，而且复兴或者振兴了一大批产业。例如建筑、交通运输、家政服务、旅游、宾馆餐饮、选美、影视、文化出版等就因之而兴起；网络社交、心理咨询、中介、社会调查、俱乐部等就因之而涌现；同时，伴随而来的，还有一大批新的谋生群体或者谋生方式，像网虫、房虫、黄牛党等。更重要的是，在人们收入的前提下，这些产业或者行当交织在一起，不但满足了人们的一些消费需求，而且激起了人们潜在的消费需求。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陌生人经济。
（本刊实习记者容宪强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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