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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端争论－－向郎咸平、丁学良教授请教：中国经济学家都成为真正经济学家，又能如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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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家都成为真正经济学家，又能如何？》
——向郎咸平、丁学良教授请教（正版）
四川论坛•；课题组 ※
刘茂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前院长 研究员
洪 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副研究员
一、郎咸平挑战——香港回归8年了，我们终于迎来了迟早要迎来的“一国两制”框架下的区域文化整合
1、郎咸平教授：文化大英雄？
2004年8月，当第一篇报道“郎顾之争”的通讯见报后，北京一位证券公司老总打电话问我们课题组一位成员：“你对‘郎顾之争’怎么看？”
答曰：郎咸平？文化大英雄。
问曰：太崇高了罢？
答曰：在港人看来呢？
问曰：在香港人看来，他当然是大英雄了。
答曰：港人的英雄，也就必是国人的英雄。
香港回归8年了。8年来，大陆对香港恪守“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约定，从不干预；而港人也如法炮制：大陆事务，一律不问。
但是，郎咸平教授却既无视两“制”的分立，也不管两“治”的约定，第一个蹦出来，要打破这一现状和格局，表达了港人对大陆公共事务要过问、要参政、要议政的强烈诉求——因为，无论是两“制”还是两“治”，毕竟是一国呀！
港人不但要在法律上整体回归，港人还要求在公共事务上，在一切事关民族、国家的公共项目上，都要亲如一家，都是自己家里的事；而万千大陆网民，当即接招，认了郎咸平这个哥儿们，从感情上，让郎教授的回归诉求，落了底。
当然，既然8年来，香港、大陆恪守罗湖为界互不干预，一旦郎教授蹦出来，在“治”的层面上，也要回归，也就令双方都面临了一个共同的新课题：如何在“一国两治”框架下，沟通两“制”？又如何在操作层面，落实共“治”？
郎咸平通过传媒将海尔、TCL等一个个国内标志性上市公司，公开、透明、彻底、全面地暴露在全国全世界公众面前，是香港式的、也就是西方式的、昵称国际惯例式的。
郎教授的挑战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要反大陆的腐，对大陆国企改革要参政、议政；第二个层次，参政、议政的方式、是彻底香港式的、也就是彻底西方式的；第三个层次，99年来，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区，逐渐形成了一些独特的地方文化精神，这一文化精神，也要求回归，要求重新融入中华文化——对于郎教授挑战三个层次的内涵，郎教授本人意识到了多少？我们当然不知道，但从丁学良教授“从外边吹吹不一样的风，这在当前十分必要”（《南方周末》，2005年12月8日），以及郎教授要争当全国“第六个合格的经济学家”（ 《国际金融报》，2005年12月6日，）的配合来看，还是有相当程度的思想准备的。
而郎教授的挑战，以及引发的系列课题还没来得及解决，13个月后，2005年10月26日，丁学良教授又接受内地《中华工商时报》采访，直言高论：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人”，甚至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
到2005年底，丁教授的高论一个多月了，国内回应的议论不少，网民更是兴奋，但应战的文章、座谈、答记者间，却仍然只是解释性辩白的多，以至2005年12月1日《南方周末》“编者按”说：
（郎、丁）所引发的争议已从报纸、杂志、网络扩展到学堂乃至街头巷尾，在大多数人们话语里，“经济学家”已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群。
而复旦大学傅勇先生说得更尖刻，尽管他是为大陆经济学家们辩护的：
一个圈外的社会学家的只言片语，就能让整个经济学家群体如坐针毡，着实让人大跌眼镜！（《里外不是人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消息报》，2005年11月25日）。
仅仅两位学人挑战，就造成这个局面——“一国两治”，这是小平同志生前留我们的八阵图，不好玩啊！
这种现状，用大陆传统语言来说叫做：宣传阵地失控、舆论导向失控。时髦的说法则叫：话语空间失控——失控，这可是大事呀。
何况，台湾的学者还有话没说哩！——而我们知道，台港学者历来认为：儒学在台湾。对此，我们大陆的国学家们又将如何回应？须早作准备啊！
然而，无论香港还是北京，都不是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商。西学在西方。控，也就失不到哪儿去。
2、中央政府给了郎教授的诉求以积极、肯定的回应，显示了中央政府两制而一治的高超水平——毕竟，中央政府只有一个啊！
郎教授挑战不久，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就连续出台了规范管理层收购（MBO）的几个文件。这是国资委采纳了郎教授的政策建言，给了郎教授以积极、肯定的回应——毕竟，中央政府只有一个啊！
2005年7月，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向公安机关举报，顾雏军锒铛入狱，似乎印证了郎教授挑战的正义性。
中央政府显示了高超的一国两“制”而“一治”的高超治国之道，深得小平同志的个中三昧。
中央政府接了香港教授的招，但毕竟是特例，是间接接招。今后再有港人、澳人、台湾人要参大陆的政、要过问大陆公共事务，又如何应对？——后续的工作也就留给了大陆经济学家，郎、丁二位教授：如何建立 “一国两治”框架下，双方共治大陆公共事务的沟通管道与交流机制？
丁教授：不能只“从外边吹吹风”啊！
3、“文化中国”的伟大复兴，首先是国内港、澳、台、大陆的区域文化整合：
郎、丁二位教授在表达港人强烈诉求的同时，也就将“一国两制”迟早要迎来的国内区域文化整合问题，推到了大陆和港人面前。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必然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然而，这个伟大的文化复兴，却又是要以国内港、澳、台、大陆的区域文化成功整合为前提——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文化也面临全球趋同，这令除美国以外的世界所有国家政府焦灼；我国国内的区域文化整合，也就更凸显重要了。
在这场文化整合中，郎、丁虽是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大海中浸泡长大的知识分子，却怀着中国学人的忧患意识，敢于、且愿意向北京经济学界发起挑战，这是他们对“一国两制”的信任，也是北京经济学界的骄傲！
此时此刻，我们再重温小平同志“一国两制”伟大制度创新，真是活力无穷！
改革开放26年以来，大陆吸引的外资累计已超过6000亿美元，但其中50%却是来自港澳（以及名为港澳而实为台湾），而这一次，过去曾被一些人讥为“文化沙漠”的香港，却要用她西学的甘泉，滋润文化绿洲的北京了。
伟大的民族文化复兴，迫切需要港、澳、台、大陆区域文化的伟大整合，“一国两制”向中国学人提供了百花齐放、和谐争鸣的学术平台。
同时，我们也就期待着郎、丁二位教授，能伴随中华文化从区域整合到“文化中国”的崛起，走完这一个历史过程，从而最终完成一位文化英雄今天才刚刚起步的形象塑造。
二、纵使中国的经济学家每一位都达到了丁教授所说的“真正的”经济学家的标准，又怎么样？
1、解读美国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谁能说清中国经济问题，谁就应当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金”的名人名言：
弗里德曼，美国货币学派代表、经济学诺奖获得者。1979年弗氏就判断说：“谁能说清中国经济问题，谁就应当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金”。
对弗氏这句名言，我们的解读是：
——包括各种流派、方法在内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问题，缺乏总体解释力；
——而今后能说清中国经济问题的创新经济理论，当然是、也只能是西方经济学框架下的延伸、创造、发展；
——因此，只要是“能说清”的理论，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也就不要再用目前的评价指标去一条条审查了，以结果论英雄：发奖！
弗里德曼的雄心，大哩！——他希望西方经济学能成功地运用到东方社会，最后落实对全球经济的覆盖。这样，西方世界也就能把握住中国、以及整个东方社会经济未来的走向了。
这个课题高远、恢宏、艰巨。
弗里德曼是严肃的大学者，虽然他1979年就作出了这一超前预测，但20世纪80－－90年代，他又三次受中国政府邀请，三次飞越重洋，到中国实地考察。一次、二次、三次——为了验证自己的这一判断，他前后支付了几近一代人时间的代价！30年磨一剑哩！
那末，弗里德曼、以及和他同样著名的诺奖获得者科斯，以他二人西方经济学的功底、水平、技巧，联袂出手，经济学上的课题，何难不克，又何事不成？
但是，弗里德曼和科斯，却挡住了说清中国经济问题的巨大历史诱惑，动员他俩的同学张五常教授：到中国去，说清中国经济问题；他俩相信，除了接受过西方经济学的系统训练，掌握了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之外，张教授还是位华人，还是位深悟中华文化精髓的华人，他们三位都有信心。
2、这场长达26年的西方经济学跨洲际科学研究试验，警示我们：必须在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创立全球经济学及其分析方法
张教授放弃了正在从事的课题并转变研究方向。于1979年回到香港，随后北上。到今天，在大陆持续高速的经济浪潮中，张教授已经冲浪了26个春秋，在大陆，磨剑了30年哩！
26年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次经济风波、转折、危机、成功，张老教授以他的睿知和幽默，以他通俗平实的妙笔——他之所以叫张五常，就是因为他有五个不平常，其中就有中国书法不平常、散文不平常——向中国的政府、学界、企业，以及普通民众，阐述精深的西方经济学，而每一次，他也都开出了他的治理药方。
不过，2005年11月11日《经济消息报》，他发表《学术英雄无觅矣》短文却说：
经济学这门学问没有出现过大英雄，有30年了。学术英雄靠思想起家，拿不出有深远影响的思想，靠积木，就拿下诺贝尔奖也建立不起英雄形象。我1979年起转向中国经济改革分析，虽然学得多，有新见，但不是国际关注的学术话题了。
看来，张教授在中国大陆这场长达26年的跨洲科学研究试验期间，虽然，发表了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大量文章、演讲、答记者问，也出版了专著——而且，我们想象，这26年间，他也一定和弗、斯二位多次砌磋、请教、共谋——然而，他对中国经济问题仍然暂时还没有说清，至少弗、斯二位还暂时没有认为他“能说清了”。他也就暂时还没有被承认为“学术大英雄”。其实，仅仅以张教授对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介绍、传播、阐释，以他已经26年、且还将坚持下去的执着，我们就应当给他发一张大大的“奖状”。
对弗氏学术判断魅力的深信不疑，又令林毅夫教授大踏步海归，主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0年过去了，看来林教授也同样还没有被认为说清了——虽然他是否被丁教授划入了“最多不超过5人”的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之列，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我们相信，他是丁教授首肯的5名真正懂得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之一。
3、谁能整合、兼容“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谁就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标准：
1990年后，因为前苏联解体，美国学者们弄出了个“华盛顿共识”，将西方经济学的精义简化为明白、易于操作的几个要点，以方便非西方世界各国政府运用于改革本国的经济体制。但是，在世纪之交，美国学人发现，中国经济体制有很强的独立性，叫做有中国特色，便将中国政府的各种政策、中国经济学家们的各种文章综合、梳理、抽象、归纳后，又提出了个“北京共识”，但又还没有升华成为一种理论形态。
显然，如果中国有谁能将“北京共识”上升成一种理论形态，并与“华盛顿共识”相兼容、相整合，那末，这或许可以叫做：全球经济学？——而这位先生，则一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标准。
所以，丁教授说“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人”，并没有点到中国经济学家们的死穴。因为，纵使中国的经济学家每一位都达到丁教授所说的“真正的”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学家的水平，又怎么样？也依然“说不清”——即使是如弗、斯二位这样标准的西方经济学大师，都反复强调：对中国经济问题，标准的西方经济学缺乏整体解释力。
说句笑话，仅仅从“真正的西方经济学家”标准而言，郎、丁二位教授，以及大陆那5个真正的经济学家，是不会比张五常教授更标准到哪儿去的。
大陆经济学家的软肋在于：他们没有能将“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整合、兼容成为能同时说请西方、东方，至少是东方经济问题的全球经济学。
而“说清中国经济问题”，对中国、对世界，特别是对美国，都太紧迫了。
三、西方称中国是一个“真文明的伪国家”。为了从整体上吃透中国，美国不仅从国家层面上，更从文明形态上，开展了对中国全方位、多层次、多侧面、立体化的整体性研究，不幸，结论仍然是“说不清”
西方称中国是一个“真文明的‘伪国家’”，意思是说中国历史太悠久，又是个大国，中国文化也就太博大精深，不能像研究一般国家那样去认识中国。
中国也的确是太大、太古老了：即使在经济界，每一个产业领域、每一个经济现象，以至每一个经济活动，背后都隐涵着厚重的历史沉淀，都受制于深层次文化结构。因而，要说清中国经济的崛起，就绝不能仅仅从经济层面上，而必须整体上开展研究；而所谓整体研究，又必须从文明形态上，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国家层面上。
今天“欧盟”25个成员国，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中国专家，不超过10位；而在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中情局、智库、学府却有600－－800人！然而，他们提供给布什政府的研究成果，却是“垮台论”（崩溃论）、“威胁论”、“中间论”三大论的聚纭纷纭、莫衷一是。而仅仅对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崛起”专题，已经是不断举行各种高级精英研讨会：“中国是否会崛起？崛起是否可持续？持续是否会和平？”投入了巨大的人力、时间、经费。
由此而形成了所谓美国的亲熊猫派、遏制熊猫派、骑墙熊猫派，而布什总统只好在三派说辞中搞平衡，提出了美、中关系是“复杂的”战略论断。
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崛起的问题，在经过和中国改革开放相伴随的26年、600－－800名专家，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历史、民风民俗、生活情趣全方位、多层次、多侧面、立体化，一句话，真正整体性的研究后，结论依然没有跳出1979年弗里德曼的手心：“说不清”。
“谁是中国？”“什么是儒家文明？”——这让美国从政府到学府、从国防部到企业：困惑啊、头痛啊、烦躁啊！
美国比中国还紧迫地需要：从整体上吃透中国，至少从整体上理解中国，从而才找得到感觉，把握得住中国。
四、中国三学者为了要从文明形态上吃透中国，从日本文明个案破题，提出了不仅仅要解构、颠覆、并正在建构能替代“西方文明中心论”的“人类文明二样性理论”
在这样的全球学术背景下，我国三位学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前院长刘茂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主任汝信、中国科学院月球探测中心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决定从日本文明切入，开展对东亚文明的研究，在2004年1月22日（春节）提出了《儒家文明和东亚经济——以日本文明为案例（论纲）》（全文3500字），其研究结论是：
日本的天皇制是孤独的，欧美的宪政文明自称是普世的。然而，以上实证研究证明：二者都不过是同一个层次上的人类制度文明。
由此提出了“人类文明二样性理论”。
《论纲》对文明的界定也是原创性的：任何一种人类文明形态都是其形而上的观念文明、国家层面的制度文明、微观层次的企业组织三个层次的统一体，而制度文明是其观念文明的支撑与保障，观念文明则是制度文明的核心和灵魂。
我们说《论纲》对文明的定义是“原创性的”，因为，亨廷顿在《不同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对文明前后下了三种定义，而着力强调的定义文明是“文化实体”又缺乏分解指标，即缺乏学术可操作性。
《论纲》由此提出了：文明形态系统分析方法。
“西方文明中心论”却认为：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不过是西方文明的发展史、扩张史，而非西方世界只有被殖民史、学习史、模仿史。用黑格尔的话说，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东方社会，或者叫非西方世界，根本就没有历史——因而，“西方文明中心论”认为：正是这一人类社会唯一先进的制度文明实力，保证了英、美创造了全球最强大的物质文明，从而，也就先后称霸世界，并为其单边主义提供了制度支撑。
然而，我国三学者《论纲》的研究却发现：一部人类文明史，除了西方文明扩张史这一部份，至少还有完全独立于西方文明史的日本文明赶超史；西方文明扩张史，只是半个地球文明史。只有至少能同时涵盖西方宪政制度文明、日本天皇制的人类制度文明，才是普世的人类制度文明。
当然，亨廷顿教授1996年已在其《文明冲突论》中挑战性地问过了：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至法西斯主义、无政府社主义，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非西方文明世界没有产生过一种近现代伟大的意识形态！——亨教授此处的“意识形态”，改用“制度文明”更准确。
壮哉，斯问也！
的确，非西方文明世界对近现代人类制度文明，有什么贡献可言呢？——可惜，我国三学者的研究却惊人地发现：人类制度文明除了福山所说的人类唯一的西方民主宪政制度之外，至少还有一种文明形态，其形而上观念文明并不是什么人权、民主，而是“神道”，却可以和美国版的民主、自由、人权的观念文明平起平坐、且是在同一个层次上的人类文明——这就是日本现当代天皇制。《论纲》由此证明：人类制度文明至少有了“二样性”。
不过，这一所谓的“人类文明二样性理论”，是不是真的可以被称之为一种“理论”呢？
一种新的理论能否成立，有二个条件：是否自洽？是否有解释力？
那末，中国三学者提出的“人类文明二样性理论”，有多大的解释力呢？
五、《论纲》对日本社会，具有纵：上下2000年，横：全方位的解释力
1、明治维新以来，140多年形成的关于日本文明的六大描述，均不能从整体上说清日本文明：
对日本文明的研究，自明治维新算起，也140多年了，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不可胜计，到今天形成了有代表性的六大说辞。
但是， 140多年了，为什么日本政府始终是“经济一流，政治三流”？对这一日本社会最基本的文明特征，即使是六大说辞中的“菊花与刀”论（美·本尼迪克特）、“纵式社会”论（日·中根千枝），也都只能解释一部分，而缺乏总体解释力。
2、日本国民不能接受中国学者《论纲》对日本文明的角色定位：
2005年11月布什总统访日，称“美日同盟”关系是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之上。这是布什为拉拢小泉而说的笑话——当然，今天的大多数日本国民也都真心诚意地认为，他们的国家早已不是二战前那个穷兵赎武的神权军国主义国家了，而是中规中矩、像模像样、全盘西化了的、以追求民主，人权为理念的现代民主国家。
2004年，我课题组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洪源教授在日本（7月31日）、夏威夷（10月2日）、华盛顿（10月8日）、斯德哥尔摩（12月3日）的各种国际学术交流会议上，阐述发表了我国三学者的《论纲》，不少与会学者都表示了热烈回应。其中，在日本京都“美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一些对中国十分友好的日本学者却表示：《论纲》把天皇制说成是今天日本的基本社会制度，他们实在不能接受。
洪源教授回国后，收到的其中一份电邮说：
你们把日本概括成一个建立在天皇制基础上的，以靖国神社为像征的国家是有一点过时。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是对的，但现在不是。实际上，除了少数的右翼分子（他们支持小泉首相）以外，没有人对靖国神社或神道感兴趣。尽管一些人以神道的方式举行葬礼或婚礼，但几乎没有了，大多数（日本）人要么以佛教、基督教，要么没有宗教仪式举行。
正如你所知道的，美国是一个贫富之间有着更大差异的阶级社会。我的中国学生认为日本更象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我认为日本和北欧国家还有差异。
这位日本学者，生在日本、长在日本、并在学术事业上也有所成就。但是，她对日本的观察、了解、把握，却并不完全，表面化了。
3、伊拉克人质事件凸现出来的日本国民集体无人权、集体无民主的惊人现实，显示了《论纲》创新理论的解释力：
2004年，伊拉克发生了日本3位公民被绑架的人质事件。事件发生后，日本国内举国上下的舆论不但不同情三位人质，反而指责他们不小心，让政府在美国政府和恐怖分子之间做选择，给政府造成了麻烦。而当3位国民回国后，受到的不但不是仓惶惊恐后的安抚与温慰，却是公司、邻居、朋友的一片斥骂之声——这就是今天活生生的日本，这是全世界都清清楚楚看见了的现实的日本。
由此，日本向全世界展示了日本社会的价值观：发生事故，在政府与国民之间，是不问青红皂白地坦护政府、打压国民。而3位人质受到的远不只是打压，是锥心彻骨的残害，而他们3位却是完全无辜的。
这哪里有一丝一毫现代民主国家尊重国民人权的影子呢？
而这样的事件，如果发生在美国，局面自然是舆论批评矛头直指政府失职、无能！在公民和政府之间的价值判断上，美国和日本，是截然的相反！
而更令世人捧腹的是，虽然日本政府还是终于派飞机去把3位公民接回国了，却要他们掏钱付接机费用！——连这样一点点“麻烦”都处理不下来，却要完全、干净地推给3位受害国民：这样的政府，已经不是三流，而是不入流了！
而恰好在同时，20世纪60年代叛降北朝鲜的美军士兵詹金斯，现在本人愿意回美国受审。就是这样一位美国的“犯人”、“民族叛徒”，当他从平壤到东京后，日本政府用专机将他和他妻儿送回美国，全部免费，由日本政府买单！——这就更彰显、更衬托出日本政府一丝一毫也不尊重国民人权的价值观。
而那些无情斥骂3位人质的同事、邻居、朋友，他们却并不全都发自内心，他们言不由衷，他们也承受着天民主的高压，不得不做出信任政府、服从政府的样子啊！——日本国民，何曾有过一丝一毫的真正民主！
生活在日本的国民，累呀！——而这也是全世界清清楚楚从电视上看见的。
4、增田事件同样凸现的 “日本国民集体无民主”、“集体无人权”的惊人现实，更进一步显示了《论纲》的解释力：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5年11月22日载：
如今整个东京都市都采用这种声称二战是由美国挑起的教科书。东京的中小学校处处体现着民族主义：孩子们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宣誓效忠天皇，校董会成员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课本上绝口不提日本曾侵略朝鲜半岛和中国。
增田（学校教师，因为不同意教科书内容说假话而被校方找借口）如今按照指示每天呆在一个小房间里学习公务员法规，她认为这是严重的侮辱，打算走上法庭去抗争。
增田表示，有的同事刚开始支持她，后来停止了，他们担心自己在学校的处境。
支持增田的老师们，不得不面对像增田一样被校方找借口勒令关禁闭的压力——这又哪有一丝一毫现代民主国家民主的影子？
准确地说，增田老师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持不同政见者，是西方专用于“专制国家”的——在此，我们固然不好说日本是现代专制型的政府，但日本也绝不是现代民主国家。日本就是日本。
5、日本国民集体无人权、无民主的天皇制，铸造了日本国民在战时失败、平时失职后，往往只有选择自杀、切腹的独特品格：
为什么日本人一旦失职，往往选择自杀？而战时的军人，一旦失败，往往还要选择切腹这种有文化、有教养的菊花方式？看看三位人质和增田老师，细心品味一下日本那种个人生存的人文环境，日本国民活得压抑呀！——我们只要设身处地，将心比已地想想：如果自己是一个日本国民，一旦失职、失败，能不去选择自杀吗？“生，不如死”啊！
日本人也是人呀！
日本前首相、战犯东条英机，无论美国为了对抗斯大林的苏联而多么需要利用日本，也绝不会为东条英机本人而支付不判他死刑的政治代价。在战争期间，东条天天在广播中指示：“被俘后、战败后，不自杀就是对天皇的背叛！”然而，作为第一战败者，他却不自杀、怕死，而他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不可能不死——然而，他也是人，他也想活命呀！——其实，本尼迪克特说日本民族是“菊花与刀”的二重性格，也是这个意思，只是更含蓄罢了。
东条的女婿倒是比他有武士品格：自杀了；不幸，未遂。
可惜，国内外的许多文化作品，却都把自杀的日本国民、军人，描写成好像天性就喜欢死，而不愿意生——所谓日本武士品格！——这样的文化作品，反过来，更强化了后一辈日本国民，去无奈地选择死。
日本，连生、死的选择权都没有，又何来人权、民主？
6、美国版民主宪政的西方文明，不可能改变另一种文明，而只能被另一种文明学习、借鉴、汲纳，用作和国际接轨的现代包装：
为什么建立了三权独立、多党政治的现代日本民主社会，国民会是如此地集体无民主、集体无人权呢？因为，即使经过美国占领军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强制性改造、且还迫使其写进了《宪法》，但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太强韧了，美国的民主宪政的穿透力太孱弱了，根本不是美国人吹嘘的那样先进、发达，那是美国人的自恋。
半个多世纪的改造：山姆大叔，算是白忙了！换来的只是石原慎太郎的仇恨：“对美国说不！”“前门打美国虎，后门拒中国狼！”
——山姆大叔，令人喷饭啊！
明治维新之后140多年的“全盘西化”，“化”出来的今日日本社会制度，依然是天皇制为“体”，而西方民主宪政在日本，依然只有“用”的命运。西化到了今天的日本，依然没有跳出晚清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手掌心。
当然，这一点上日本倒是很自信，把它叫做“和魂洋才”。如《论纲》所说：
在今后长时段的历史时期内，西化也好，美国化也罢，仍然不可能将“神之国”（森喜郎首相语）的日本文明化掉；日本既脱不了“亚”，也入不了“欧”，日本文明依然是日本文明。
由此，我们声称：《论纲》对日本文明，具有纵：上下二千年，横：全方位的解释力。
由此，我们说：只有找到了中华文明的“体”，如本案例中找到了日本文明的“体”就能说清日本经济那样，才可能说清中国经济问题，或者反言之，找到儒家文明的体、是说清中国经济问题的前提。
六、“人类文明二样性理论”尽管仅仅只有“二”样性，但已足以解构、颠覆、替代“西方文明中心”，从而，也就为联合国以及各国政府的多边主义提供了事实支持、学理支持
1、中法两国文化部长2005年1月24日的《文化交流联合声明》缺乏事实支持、学理支持：
今天，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非洲文明、日本文明的客观存在，昭示着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是不证自明的真理：明摆着的事实嘛！正如2005年1月24日，中法两国文化部长签署的《文化交流联合声明》所说的：“文化多样对于人类社会就如同生物多样性对于生物界那样”，也是丰富多彩的。
但是，在人类社会制度文明层面，多样性又何在呢？
今天，尽管非西方世界各国政府强调向西方、向美国学习，一定要“结合国情”，不能“生搬硬套”，更不能允许“全盘西化”，也由此而演化出了不同的经济模式、差异的发展道路、各别的治国战略，而即使在西方文明内部，又有所谓莱茵模式、北欧模式，等等。但是，在人类社会制度文明层面，现实的情况就并不是中法文化部长《联合声明》所言是“多样性”，而是“趋同性”，是向美国版的民主宪政制度趋同——所以，福山说：人类社会制度的演化历史，已经终结。
正如中国国学大师钱穆所嘲笑的：百多年来，我们哪一天不在反对西化？又哪一天不在西化？
其实，《中、法文化联合声明》所谓不证自明的文化多样性，那不过是如西班牙的斗牛、俄罗斯的芭蕾舞天鹅湖、日本的和服、韩国的泡菜、非洲的爵士音乐、意大利的通心粉之类浅层次的民风民俗的多样性。对此，美国不但不反对，还唯恐少了、单调了、乏味了，甚至还拔款大力发展资助之。
对此，北京大学教授、《儒藏》总主编汤一介，无情地拷问：
从19世纪末到如今，在中国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在许多方面都是从西方搬来的。而我国仍然非常缺乏系统地向西方国家传播中国的文化，虽然也有所谓与其它国家的文化交流，但大多是舞蹈、杂技、舞龙灯、踩高跷、扭秧歌，或者是大红灯笼高高挂之类。这些交流也是必要的，但除了这些之外，难道中国文化中就没有为解决当今人类社会重大问题提供有意义的资源吗？（《文化的互动及其双向选择——以印度佛教和西方哲学传人入中国为例子》，《开放时代》，2002年第4期）。
这是赤子的呐喊，是沉重的天问！——作为儒学大师，汤教授汗颜哩：难道这就是中华文明？
2、即使只有“二样性”，《论纲》的创新理论也足以解构、颠覆，并取代“西方文中心论”：
日本的天皇制，不是民风民俗，不是经济模式，也不是发展道路，日本现当代天皇制，是实实在在的一种人类制度文明。
对此，我国三学者《论纲》是这样说的：
在神道和天皇制面前，美国的普世文明被遏止住了，胆怯了、退缩了、失败了。日本的天皇制我们固然不好说它落后，但也不能说它先进，既不好说它是封建主义，但它绝不是资本主义。日本天皇制它不是普世的，但它的历史却不会终结，美国宪政制度是普世的，但穿透力却十分有限。人类的社会制度文明，是如此千姿百态，相峙百相融，福山的著作，学术性太淡，政治味太浓。
这无啻石破天惊之语，横空出世之论！
日本现当代天皇制，是美国民主宪政制度的克星！
我们现在可以回应亨廷顿、福山诸多学者：日本，正是每天都叫嚷着要进一步全盘西化、美国化的日本，向现代人类社会贡献了一种归不了类的东方社会的制度文明，或者叫一种意识形态——现当代天皇制！
而又正是这种被西方文明贬刺为“原始的”、“落后的”天皇制，保证了日本在模仿、汲纳西方文明的一切文明成果后，日本文明依然是日本文明，进而，正是依托这种制度文明实力，保证日本创造了超越原生西方文明的英国、法国、德国的强大的物质文明。从而，《论纲》对日本经济奇迹从整体上给出了解释。
当然，至此，《论纲》还仅仅论证了人类制度文明尚只有“二”样性。
但仅仅是这“一种”多样性，我们也已经能为联合国和各国政府的多边主义政策、全球多极化格局的主张，提供制度保障说明和学理支持了。
迄今出版的世界文明史，没有一部对“文明”作了如“国家”一样系统性的可分解指标的明确界定。所有标以文明的世界史、世界通史和全球通史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有在写出了一个一个的文明形态史之后，才可能编写世界文明史——而在文化全球趋同的今天，对于声称要保护文明多样性、以保护自己文明被同化、甚至消失危机的联合国和各国政府，这已经是十分紧迫的课题了。
由此，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也就远不是西方文明扩张史，还有半个地球文明史没有写哩！——所以，我们主张尽快开展全球合作，研究印度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斯兰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儒家文明等究竟有没有“体”？
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通史、断代史、国别史，首先是日本文明史，也就要通通推倒，全部重写！
中国三学者第一次从制度文明层面，论证了美国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脆弱性、空洞性，也就同时论证了福山所谓“历史终结论”本身的终结。
七、建言日本政府：日、中学界当下的最大合作项目应当是，帮助日本政府策划日本的全球战略，以实现2000年来要赢得应有的大国地位的“大和梦”
在国际社会争取日本应有的国际地位，这是近代以来，也是2000年来，大和民族苦苦追求的“大和梦”。
不幸的是，这一历史性的“大和梦”，竟从未实现过。
浅层次地看，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届日本政府，一旦进入外交领域，总是激情多于理智、想象主宰战略。用当年麦克阿瑟将军的话来说：如果欧美是成人的思想水平，那末，日本民族就只有14岁孩子的思想水平——由此日本今天对麦氏既感激，却又耿耿记恨在心。但也正是因为思想水平跟不上，今天的日本也就经济、科技、军事全球排位第二，但其国际地位和本应受到的国际尊敬，甚至还进不了前10名。
“经济一流，政治三流”，大哉，斯言也！
日本今天的全球角色与地位，可以用四个字概括之：“不明不白”。日本政府自己的说法是，正在向“正常国家”过渡之中——这几令日本精英们痛不欲生。
对此，我们建言日本政府：日、中学界的当下最大合作项目应当是，帮助日本政府策划日本的全球战略，以实现2000年来，苦苦追求而从未实现过的“大和梦”，赢得日本应有的国际尊敬与地位。从而，彻底改变“一流经济，三流政治”的现状，实现日本“一流经济，一流政治”的国际“政治—经济”收支平衡。
八、港、澳、台、大陆学者面临的共同课题：用中华文明整合国内区域文化，以最终“说清中国经济问题”
综上所述，可以说：要回应港人要过问大陆、参政大陆、议政大陆的强烈诉求，就必须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沟通两“治”；而要沟通两治，就有一个区域文化整合的问题。然而，又用什么来整合呢？当然不是西学，而只能是中华文明。为此，又必须首先找到中华文明的“体”，否则，整合，也就失去了依托。从而，才能最终说清中国经济问题。为此：
——如何建设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港人、澳人，以及今后的台湾人，要求参与大陆公共项目议政、参政强烈诉求的沟通管道与交流机制？我们建议：郎、丁教授和北京经济学家，可否就此课题开展共同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写成报告，送中央政府？
——请张五常教授领衔，汲纳京、港以及更广泛范围的经济学家，将张教授26年来，在大陆传播、介绍、阐述西方经济学，并因应中国大陆经济每一个转折、危机、成功而开出的药方，写成一本案例专著，或进而升华出一种能说清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理论？当然，张教授一定会聘请弗、科二位学者做顾问。
——愧对国人的是：我国学界至今没有找到中华文明的“体”，即中华文明的制度文明。中央政府在参加联合国或在和其它国家的文明/文化交流、对话活动中，能拿得出来的只是：“和合精神”、“天人合一”等观念文明。如此而已！
而要开掘、发现中华文明的制度文明，就必须将中华文明放在全球不同文明的超大背景下，开展比较研究。
九、开展全球合作研究，为联合国提供其紧迫需求的基础性理论，并倡议、起草《联合国人类文明宪章》
2004年，在看了我们的《论纲》后，英国二位知名学者，邀请我们课题组，2005年3月4日，在北京举办了一个小型“英中国际学术研讨会”。二位英国学者提出：希望我们就《论纲》中关于“日本文明在全球的角色与定位”的观点，做更详细的说明。
在详细介绍了《论纲》创新理论基础上，我们以“课题组”的名义，向二位英国学者提出，共同向联合国建议：
——开展全球合作研究，为联合国和各国政府提供其紧迫需求的基础性理论：人类文明/文化多样理论；
——在此理论创立基础上，在日本天皇制外，至少再发现一种人类制度文明，也是和美国民主宪政制度是在同一个层次上的制度文明，那末，人类文明就有了“三”样性，我们也就可以倡议，起草《联合国人类文明宪章》。
我们的这一提议，得到了二位英国学者的积极回应。
2005年7月7日，伦敦地铁连环爆炸案发生后，联合国成立了由西班牙、土耳其政府倡议并提供经费的“联合国‘文明联盟’”——但是，不得不成立的“联合国‘文明联盟’”，却又面临着理论，政策双空白的困境。
对此，我们正在和这两位英国学者沟通，拟以“四川论坛”的名义，邀请他们——而恰值此时，丁教授的高论，再次引发了国内的热烈争鸣。
逢此港京大讨论的盛举，我们撰写了本文，就教于郎、丁二位教授、并祈望不吝指正。
如蒙俯允，我们拟邀请郎咸平、丁学良、张五常三位教授，和港、澳、台以及大陆学者，定一合适时间，峨嵋论剑，可否？
我们相信，这一次港、澳、台以及大陆的文化整合，其规模、其深度、其艰难，其对于人类文明的价值，都将决不会低于佛教西来，儒、释、道的三教合一——因为，今天的背景是全球文化趋同，因而，我们的这场交流，是内外撞击，全球融突的大整合。
祝 圣 诞 快 乐！
四川论坛·课题组
2005年12月16日
※：“四川论坛”即“世界文明国际学术论坛”。
因会址设在四川/成都，故简称“四川论坛”。
联系方式：
刘茂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前院长 研究员
E-mail：[email protected]
洪 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副研究员
E-mail：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附件]：
[供“京都·日美关系研讨会”资料 ]
《儒家文明与东亚经济（论纲）》
——以日本文明为案例
刘 茂 才：中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教授。
汝 信：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欧阳自远：中国科学院月球探测中心首席科学家、院士。
2004年1月22日
一、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选题的意义
研究现状：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了著名年报：《东亚奇迹》。然而，从日本到“四小龙”，从南亚诸虎到中国， “有没有一个‘东亚发展模式’……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回答一般是肯定的。”（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2004年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那末，这一主要区别于欧美，而也不同于非西方文明国家和地区的东亚模式，何以成了全球经济中的皎皎者呢？
对此，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界著述可谓汗牛充栋，而进入21世纪后专著仍不断问世，解释则基本集中在：威权主义、政府主导、重集体轻个人、重家庭、重教育、重储蓄的“六大因素”，而英籍日裔学者森岛在1982年便已将其模式化为：“儒家资本主义”。然而，美国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1998年、1993年两次赴我国考察后，却说：“谁能说清楚中国（经济）问题，谁就应当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而我国著名学者陈乐民的质疑则更尖锐：“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走上富强的工业道路，乃是非常清楚的‘西化’之路，所谓‘资本主义’云云，实属无稽之谈。”（陈乐民：《欧洲文明扩张史》，东方出版社，1999年出版）。
儒家文明（中华文明、东亚文明、儒家文化、中华文化、汉文化圈）和东亚经济，包括和正在崛起中的中国经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六大因素”又究竟是不是儒家文明的本质特征和现当代价值？——半个多世纪了，依然是中国人自己说不清，东亚诸国道不明，欧美学界也糊涂的人类的共同困惑。
选题的意义：选择从这一世界级难题切入，揭示儒家文明的本质特征，及其和东亚经济发展的关系，攻占国际学术研究制高点，从而，推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达到或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二、内容：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主要观点
我们的思路：有解释力的理论，应当是既能给弗氏以“说清楚”，又能直面陈老先生指出的日本“乃是非常清楚的‘西化’之路”，同时，还能对国际学界经半个多世纪探索始得出的“六大因素”的研究成果以回应。
以日本为例。日本之所以“是非常清楚的‘西化’之路”，因为“全盘西化”是日本的国策。然而，三本七平却强调：“资本主义的外在形式的确遍布于全世界，这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只要日本的社会结构不发生变化，无论是颁布宪法还是引进议会制度，这一点都不会发生变化。”（三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黑体笔者所加，下同）。而在企业的微观层次上，小森阳一则指出：“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总是通过天皇制神话被言说。这与日本战后的企业是依靠天皇制的组织系统而发展起来的事实密切相关。创业者被视作小天皇一样的绝对者。”（小森阳一：《天皇与现代日本社会》，《读书》杂志，2003年第12期）。由此可见，“六大因素”，以及年功序列、终身雇佣、团队精神等等，都不过是亚层次的日本制度文明，全都一统于至今写在日本《宪法》上的天皇制的大框架内。也正是因此，无论是654年大化改新的全盘汉化，模式为“和魂汉才”，还是1868年明治维新的全盘西化，模式为“和魂洋才”，都不过是一种当时代先进的制度包装而已。1500年了，今天的日本，核心的观念文明依然是“神道”，而不是“大和”精神，也不是忍或耻（本尼迪克特）；其制度成果则是天皇制，其微观基础则有靖国神社。
日本案例说明，尽管美国的宪政民主和日本的孤独天皇制，是完全对峙的两种文明形态，也尽管美国强制性地改造了日本的政治制度，并以驻军为支撑，向其扩张和渗透，然而，美国占领军当局也不得不同意将天皇制写进战后《宪法》——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的冲突”。 在神道和天皇制面前，美国的普世文明被遏止住了，胆怯了、退缩了、失败了。三本七平还告诉我们：“我访美时，与美国国务院西亚处前处长伯拉温会谈时，提到了这一问题，他说：‘解决中东问题是非常困难的，但中东是可以理解的；在美日之间，不存在问题，但日本是不可理解的’”（同上书）。
作为日本民族信仰、凝聚力、纽带和民族精神的神道与天皇制，保证了日本经济以魂为体，以汉、洋两才为用，进而，保证了今天和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日本经济都将稳居德英法之前，牢牢霸住全球第二。尽管小泉首相说，日本改革的目标是“进一步”全盘西化、美国化，但在今后长时段的历史时期内，西化也好，美国化也罢，仍然不可能将“神之国”（森喜郎首相语）的日本文明“化”掉；日本既脱不了“亚”、也入不了 “欧”，日本文明依然是日本文明。日本天皇制我们固然不好说它落后，但也不能说它先进，既不好说它是封建主义，但它又绝不是资本主义，日本天皇制它不是普世的，但它的历史却不会终结，美国宪政制度是普世性的，但穿透力却十分有限。人类的社会制度文明，是如此千姿百态，相峙而相融，福山的著作，学术性太淡，政治味太浓。
在日本，“六大因素”被统摄于天皇制。那末，在中国，在韩国，在其它东亚诸国，推动了东亚经济的“六大因素”，又被统摄于了什么样的各国不同的“制度文明”呢？而涵摄了儒家形而上核心观念文明和“六大因素”及其它亚层次制度文明的儒家制度文明，又究竟是一种什么形态的制度文明呢？
我们的方法：日本的神道和天皇制，欧美学界早有深刻而透辟的研究（赖肖尔、霍尔等）。但是，他们却从不将它和日本的经济奇迹相联系，因为，那既是公开宣布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彻底失效，而同时，他们也就失去了惟一的分析工具。我们对美国普世宪政文明和日本孤独天皇制都是同一个层次上的人类制度文明的实证研究，本身又是一种方法论，一种“站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高度”（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的讲话”，2003年11月25日），对整体性人类制度文明分析方法的创新探索。
我们的主要观点：
1、日本经济神话是日本本土制度文明在向中华文明、西方文明学习和汲纳过程中，相互融合、相互冲突而历史地演进的结果。就当代日本社会表层结构说，用“儒家资本主义”描述日本经济模式，倒也是既科学，也贴切。
2、其它东亚国家受中华文明影响的深度各不相同，但因其经济发展过程也彰显出了“六大因素”，所以，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的归类是可以成立的。
3、迅速崛起中的中国经济是儒家文明在向西方文明学习和汲纳过程中，相互融合、相互冲突而历史地演进的结果。和日本的区别是：日本本土的制度文明是彰显而公开的，中国的本土制度文明却是深沉而潜隐的，以至到今天，欧美学界固然糊涂，东亚诸国也道不明，而中国人自己又说不清。
中华文明之所以是5000年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惟一没有中断过自己文明形态的人类文明，之所以时至今日仍然洋溢着无限生机，外化出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生存形态，之所以既可以敞开胸怀，全面接受西方文明的马克思主义，又敢于改革开放，大胆和西方文明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全面接轨，从而，吸纳了西方文明内部这针锋相对的两种伟大的政治意识形态，我国政府领导人胡锦涛、江泽民、朱镕基和温家宝近几年来之所以多次讲话都一再强调：中华文明是不同于其它文明形态的不同发展道路，不同经济模式，不同社会制度，就因为在中华文明本体内有着始终充盈着周流六虚，生生不息活力的制度文明在！——我们的观点是：“儒家文明有‘制度文明’论”。
《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哉，斯言也！
4、日本的天皇制是孤独的，欧美的宪政文明自称是普世性的。然而，以上实证研究说明：二者都不过是同一个层次上的人类制度文明，在全球不同制度文明形态之上，才是普世的整体性的人类制度文明。
三、预期价值：本课题理论创新程度或实际应用价值
我们上述研究的创新程度，无论是基本理论层面还是在方法论领域，都是原创性的，尽管它们都还仅仅是以问题的形式提出。
实际应用价值：在国家层次，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是可持续，即“崛起论”？而不可能是“威胁论”，即中国经济的崛起必然是以和平的方式？还是不可持续，即“垮台论”？在区域层次，东亚经济，即“10+1”、“10+3”和东亚货币一体化又是否可能？在全球层次“面对西方文明和价值观念主导的单一发展模式的扩张，……是涉及人类能不能在地球上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命运的大问题”（陈顺武：《论世界的多样性》，《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以及温家宝总理呼吁以“开展更广泛的文明对话和更深入的文化交流”的方式研讨这些问题的解决（温家宝：“在哈佛大学的演讲”，2003年12月10日），都首先要求回答：作为人类文明惟一原生型的中华文明，自然有着涵摄了儒家形而上核心观念文明和“六大因素”以及其它亚层次制度文明的儒家制度文明？因而，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现代化建设，自当旗帜鲜明地以之为“体”的这一制度文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形态呢？
作者：游客 在 海归商务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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